慈瑤宮
中國道教(起源，發源，流派，著作)
擷取自網路 http://www.geocities.com/cindycwf/toaism.html
中國歷史上有獨立教團組織的大型宗教有五個：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後四個是從外地傳入而後具有了中國的特色，只有道教是源於中國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土生土長的宗教，它也吸收佛教的營養，但更多表現出來的是中華民族傳統信仰的特質。
道教特色：
從宗教發生學的角度看，道教既不是典型的原生型或典型的創生型宗教，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其生成的特點是沒有統一的創教教主和集中創教時間，其孕育過程緩慢而分散，經過多種渠道，在不同地區發展，逐漸匯合在一起。從宗教教義來看，道教是諸多宗教中最重現實生命的宗教。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口號，最講究養生修道，發展出一套健身長壽的養生之道和開發慧命潛能的仙學。從宗教關係學上說，道教是諸宗教中較少排它性、較多包容性的宗教。它上溯遠古，兼綜百家，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產物，在其後來的發展中，亦以開放的姿態，廣納博採，形成“包羅萬象，貫徹九流”﹝陳櫻寧語﹞的特點。道教自身力量不大，但道教能通於百家；道教不是道家，但道教始終依重道家，在理論上溝通兩家，使道家的影響成倍增長。道教又大量吸收佛學、儒學，並把自己的思想滲透到兩家中去。道教能匯合眾流而不失其主旨。道教表現了中國人多神共信的信仰特質。道教教徒是五大宗教中最少的，但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卻遠遠超出教徒 的範圍而達到各階層、各領域、各地區，是全局性的影響。中國基督教、伊斯蘭教人數雖多，其影響基本在教徒範圍內。道教仙話是文藝創作的重源泉，民間文藝更不乏道教內容，在治病養身方面，道教與中醫密不可分，內丹功法衍生出成百上千種氣功的功法流行於中國各地，由於道教與中國文化、民族性格有密切關係，故魯迅先生說“中國根底全在道教”也不無道理。
古代文化對道教的影響
一.古代宗教和民間巫術。
中國古代盛行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它們都是道教滋生的溫床。
《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說：“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
說，存亡之難。……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註：炎帝火，黃帝土代之。
《史記。五帝本紀第一》又說：“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尚書‧堯典》說：“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偏於群神”；《禮記‧祭法》說：“山林川穀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另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祭祀佔重要地位，故有社稷之神。
《史記‧封禪書》說：“自禹興而修社祀，效社所從來尚矣。他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風神、雷神、戶神等諸神，皆起源於甚古而綿延不絕，形成普遍的民間信仰。
《史記‧封禪書》還說，漢初“擁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上述百神，後來很多被道教所吸收，變為道教的尊神，如天帝演為玉皇大帝；天、地、水三神演為三官；北方七星宿神演為玄武…等等，都由民間信仰的神靈轉而成為道教共祭的偶像，這不僅在早期，至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也沒有間斷過。先民崇拜神靈，是為了祈福免禍。但神靈奧秘難識，祭神要講究方式，不是人人都能與神打交道，於是有巫祝出來以宗教為職業，專門負責官方或民間宗教祭祀活動，掌管神與人間的交通，探知神意，用種種手段調動鬼神之力為人求福消災。殷商卜文，“巫”字像兩手捧玉之形，為事神之狀。先民以為疾病是惡鬼附體所致，須用巫術加以解除，由此而有符咒驅鬼的法術。《論語‧子路》謂“南人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呂氏春秋‧勿躬》謂“巫彭作醫”，可知古時巫與醫不可分。後來道教用符水治病，以及祈禳、禁咒等，皆源於此。
二.來源於戰國的神仙傳說與方士方術
道教的神仙不同於一般鬼神，不是生活在冥冥之中的精靈，而是活人個體生命的無限延伸和直接昇華。道教神仙的最大特點是：其一形如常人但卻能長生不死；其二是逍遙自在、神通廣大。
神仙的傳說可追溯至戰國時期，一出自荊楚文化，一出自燕齊文化。
《戰國策‧楚策》記載有人獻不死之藥於荊王。
《莊子》書中關於神人、至人、真人、聖人的文字，是對神仙形象最生動描述。《逍遙遊》說：“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齊物論》說：“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這種神人、聖人不食人間煙火，不怕水火侵害，騰雲駕霧，來去自由。《離騷》想像自己升天，“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餘先 戒兮，雷師告餘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九章》吟道：“駕青 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後來道教描繪的神仙生活， 大體上不離乎此。
三.先秦老莊哲學和秦漢道家學說
老莊與秦漢道家都是術派別，不是宗教。《老子》、《莊子》、《列子》、《淮南子》等書都是學術著作，不是神學經典。但道教在理論上卻緊緊依托於道家，打起道家的旗幟，造成道家與道教非即非離的關係。無論《老子》還是《莊子》，都不講煉丹和符籙科教，亦不追求長生不死，羽化成仙。老子只承認“天長地久”(《七章》”，認為人體是禍患之源，主張“無身”(《十三章》”。莊子認為“生也有涯”(《養生主》)，他所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上的解脫與自由。
老子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能長生”。莊子說神人“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淮南子》中有“食氣者神而壽，食谷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這些都是道教可以直接吸收的思想資料。儒家是積極入世的，道家是冷眼旁觀的，道教是飄逸出世的。道教正好利用道家作為通向宗教的橋樑，所以道教始終依道家，兩者長期糾合在一起。秦漢巫術與神方術只能算世俗迷信，只有在它們依附道家理論，形成一套獨特的道教體系以後，才使自己一躍而成為與儒、佛並列的大型宗教。老子既是道家創始人，道教在發揮道家的過程中也很自然地抬高老子，把他奉為本教教主和尊神。於是神化老子，奉習《老子》書，便成為早期道教產生的重要標誌。道教對道家的利用不止在初期，以後仍在持續不斷地進行。漢末道教以神化《老子》為主，漢以後又神化《莊子》。唐代尊《老子》為《道德真經》、《莊子》為《華南真經》、《列子》為《虛真經》，宋以編纂的《道藏》，幾乎把先秦以來的道家著作網羅無遺，統統算作道教經典，而《老子》始終居於首位，
四.來源於陰陽五行思想
《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說：“周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商討親戚)。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隉源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源範九等，常倫所序。」《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又說：“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宋)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
五.來源於古代占卜之說
《史記‧宋微子世家第八》說：「稽疑：擇建立蔔筮人。乃命蔔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蔔五，佔用之二，衍貣。立時人為蔔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蔔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其身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六.古代醫學與體育衛生知識
《莊子‧刻意》載有“導引之士，養形之人”，雲其“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這就是早期的氣功。另道教有辟穀之說，《莊子‧逍遙遊》說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就是辟穀法。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去穀食氣篇》。《史記‧留侯世家》說張良功成後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道教盛行中國的原因及影響
漢朝
據《史記‧封禪書》，漢初劉邦注意保存傳統信仰，增祀五帝，並下詔說：“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祀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朝廷又在“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祀、族人、先炊之屬；泰巫，祀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荊巫，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祀九天。皆歲時祠宮中”。 漢武帝即位後，“尤敬鬼神之祀”，祀太一神於東南郊，“置祭具以致天神”，及至“病鼎湖其甚，巫醫無所不致”，禮拜神君，“使人受書其言，名之曰畫法”，此畫法大約類於後來道教的符文。武帝又封泰山、禪梁父，遍祀五嶽四瀆。而道教正是直接承襲此種神道巫風而起的。尤其符籙派的符咒、齋醮、科儀，多取自古代至漢的鬼神祭祀活動與巫術。
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與《周易參同契》
《太平經》是流傳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經典。今本《太平經》產生於東漢後期，其時朝政趨於腐敗，外戚宦官干政，民變四起。《太平經》中說：“五星失度，兵革橫行，夷狄內侵，自虜反叛”，“人民云亂，皆失其居處，老弱負荷，夭死者半”，“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宮也”，這些恰好表現了政治昏暗、人民離亂、母后干政的情景。
《太平經》的思想要點如下：
第一，神秘的氣化學說。它的宇宙論主元氣發生說，云：“天地開辟貴本根，乃氣之元也”，“元氣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但元氣及派生的天地陰陽之氣，都帶有感情、意志、道德色彩，故又云：“元氣自然樂，則合共生天地，悅則陰陽和合，風雨調，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陽氣“好生”，和氣“好成”，陰氣“好殺”。這神秘氣化論後來一直是道教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三名同心的調和論。作者肯定陽尊陰卑君尊臣民卑，但強調中和之道，主張君、臣、民三者協調共處。“中和者，主調和萬物者也”，“陰陽者要在中和”。它認為自然與社會各層次中的事物，皆包含陰、陽、和三種基本成分，凡事都是三名一體，故云：“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君、臣、民。”
第三，陰陽五行災異說。陰陽之道體現天意，故人要通曉順應陰陽之理，社會才能太平。它說：“天乃為人垂象作法，為帝王立教令”，人必須“案考於天文，合於陰陽之大訣”。又云“日月為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亂錯行，是天喜之證也；地喜則百川順流，不妄動出，萬物見養長好善也”；相反，“天下之災異怪變萬類，皆天地陰陽之變革談語也”，其中日月之蝕“是天地之大怒”，“王者行道，天地喜悅；失道，天地為災異”。這樣，自然界的和順與災異成了社會政治好壞的一面鏡子，統治者要經常以此反察自己的行為，改善政治措施。
第四，天人相通的神仙系統。《太平經》的神仙系統是道書中最早出現的，其等級由上而下共分六等：一為神人，二為真人，三為仙人，四為道人，五為聖 人，六為賢人。神人之上還有“無形委氣之神人”，這樣《太平經》就有了兩個神學系統，一個是天地陰陽系統，一個是神仙系統，又云：“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兇，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此皆助天治也”。
第五，“承負”說與學道之方。《太平》在《周易》“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說的基礎上，提出“負承”說，其論曰：“承者為前，負者為後。承者，乃謂先人本承天之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為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負者乃先人負於後生者也。”“承負”說的目的在於加強社會全體成員挽救社會危機的責任感，激勵上下同心，學道為善。《周易參同契》是流傳至今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理論著作。該書的中心思想是運用《周易》揭示的陰陽之道，參合黃老自然之理，講述爐火煉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經。
太平道與黃巾起義
關於太平道，據《三國誌‧張魯傳》注引《典略》，在靈帝之世，社會上出現了三股較大的民間道教勢力：“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
“光和”是漢靈帝年號，當公元178至184年之間。
另《後漢書‧皇甫嵩傳》說：“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遺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有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至於黃巾之亂，《皇甫嵩傳》說：“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到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領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誌，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看來太平道後期已由宗教組織轉化為在宗教外衣掩護下的民眾軍事組織，並與朝廷近臣取得聯繫，主要活動是準備武裝暴動。漢廷採取的對策是以何進為大將軍，率兵保衛京師；派遣皇甫嵩等將帶兵征討，彌合內部矛盾，發動各地地主武裝聯合對付起義隊伍，後來劉備、曹操與孫權是是地方武裝發展起來的。後曹操降卒30萬，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形成曹操打天下的骨幹力量。太平軍的武裝起義遍及全國，而在持續了20多年後，最終失敗了，但漢王朝也隨之被崛起魏蜀吳所瓜分。
五斗米道與《老子想爾注》
道教的傳統說法，作為天師道前身的五斗米道是由張陵在蜀地創始的，張陵(張天師)、子張衡(嗣師)，孫張魯(系師)，號稱“三張”。道教徒為表遵 重，在張天師名字上加“道”字，稱張道陵，南方符籙派世代奉為教主。
張陵，沛國(今江蘇)豐縣人，依照《後漢書》的說法，在順帝之朝來到蜀地，修道於鶴鳴山，造作符書若干。葛洪《神仙傳》說張陵“本太學生”，“學長生之道，得皇帝九鼎丹法”，“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住鶴鳴山，著道書二十四篇”，“忽有天下人，……乃授陵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據道安《二教論》注引《蜀記》說，張陵於“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張陵死後，其道門便衰落。及至張修，按《典略》的法說法，與張角同時代，活動年代晚張陵，是巴漢一帶五斗米道的早期領袖。他的宗教活動大致於太平道相同，都強調叩頭思過，符水治病，但又有若干獨特的地方。其引人注目的是該道對道家理論的重視，在道教史上首次把《老子》書作為教徒必修的經典。說明道教活動終於與道理論正式結合。張修五米道創立了“祭酒”的職位，祭酒本是古代享宴和祭神中之尊者，逐漸演為學宮首席和五經博士之首，五斗米道借過來作為一種神職，足見其對於教義訓練的重視。至於“五斗米道”的來源，《典略》說：“使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另《後漢書》的《劉焉傳》的及至張魯，據《三國誌》和《後漢書‧劉焉傳》記載張修與張魯攻打蘇固的事情在益州黃巾馬相起事(中平五年)之後，和在初平二年之前，時當桓獻之際。大概張修於中平元年在巴郡起事後又依附向中央鬧獨立的益州牧劉焉，當上別部司馬，並在桓帝朝之末期，率其徒眾與張魯部一起進擊漢中得手後為張魯所殺，五斗米道教權遂落在張魯之手。張魯除了繼續實行早期五斗米道傳統的宗教活動外，又特別新設了義舍，給流離失所的人提供米肉，吸引他們安居他的治下。他又自號“師君”，將政教大權集於一身，其下以祭酒代官長，有司法權，用行政力量維護宗教教法，又用宗教教去維護行政治，他還用宗教教法推行道德教化，犯法者可以獲得三次改正的機會然才加以刑法。由此一來，在戰亂不息的漢末年代，巴、漢一帶30餘年卻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局面，張魯的卒年，按《真誥》陶弘景注的說法，“張系師為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城”。那正是張魯降曹第二年，估計是曹操用調虎離山計，把張魯帶回內地，使其空有將頭銜不能發揮作用，不久張魯死去，五斗米道陷於群龍無首、組織散渙的狀態。
張魯《想爾注》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部站在宗教立場上用神學注解《老子》的書，它可能不是由張魯單獨完成，而是在眾祭酒多年講解《老子》文本的基礎上，由張魯總其大成。
《想爾注》開創了道教系統改造利用道家著作的傳統，它是老子與長生成仙說及民間道術合流的早期代表作，因而在早期道教發展史上有著特殊地位。
魏晉南北朝
東漢末年是道教的形成時，較為活躍的主要是民間道教。自張角的太平道被鎮壓，張魯的五鬥米道受招撫以後，道教的發展暫時受挫。統治集團擔心道教活動掩蓋叛亂行為，對道士活動限制極嚴，如曹操將甘始、左慈等方術道士“聚而禁之”，江策在江東誅殺道士于吉。但道教並未因此衰敗下土，反而在魏晉之際迅速發展起來，到了南北朝時期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一股宗教力量和社會思潮，可與佛教、儒學鼎足而立，為後來唐宋道教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魏晉時期的道書大量出現。《抱樸子》列所見道書有282種，而後造作道書與日俱增。據陳國符《道藏源流考》，晉至隋期間，道書著錄情況是：《抱樸子‧遐覽》記道書670卷，符五百數十卷；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記道書1090卷；阮孝緒《七錄》記道書425種，1138卷；《玄都觀經目》(北周天和中)雲2040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為377部，1216卷。
魏晉南北朝的道教有如下特點。
第一，道士們熱衷於製作和增修道書，附會老莊，吸收儒學，暗納佛教，相容丹鼎與符籙，努力建立道教教義、教規與神學體係體系。
第二，道教的主流從民間宗教逐步變為官方或上層宗教，從區域性的宗教變為全國性的宗教，從分散活動的宗教，變為有中心、有基地的宗教。相應地，政治統治者對道教的政策，從防範到保持距離，轉變為利用、支援，這是道教得以迅速發展的重要社會條件。
第三，道教的理論與實踐活動，同化學、醫藥學、養生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內容，著名道士葛洪、陶弘景等，著名道書《黃庭經》等，對醫藥、化學、衛生等學科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第四，道教尚未形成強大對峙局面，道教無法形成全國統一的組織系統。教信徒為數較少，遠不能與佛教徒相比。道教的社會影響在儒釋道三教之中也是最弱的。
《黃庭經》
《黃庭經》最早著錄於《抱朴子‧遐覽》，係上清諸經之一種，約成於晉。今本《黃庭經》有內外兩篇，全名是《太上黃庭內景玉經》、《太上黃庭外景玉經》。
《黃庭經》是道教內修派修道之書，是一部宗教思想與養生科學相糅合的著作，它發揮古道書中人身臟腑有主神之說，結合古醫書關於臟腑的理論，以七言韻文的形式，闡述積累氣、健身長生的道理和方法。
道教神學的奠基人 -- 葛洪
葛洪字稚川，生於西晉武帝太康四年(西元283年)，卒於東晉哀帝興寧元年(363年)，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外丹學和道教神學的奠基人，對於中國醫藥學和化學也有重要貢獻，他在中國道教史、哲學史、自然科學史上都有顯著地位。
葛洪出身江名門，祖、父兩代在東吳朝廷歷任要職，西晉時家境漸衰，年十13父亡，刻苦自學，廣覽經史百家之書。葛洪道教著作有《抱樸子》內篇、外篇、《神仙傳》、《隱逸傳》等，醫學著作有《金匱葯方》，《肘後要急方》。《抱樸子‧自》稱，他年青20餘歲時即“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言神仙方葯、鬼悸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藏否，屬儒家。”
寇謙之開創魏天師道
寇謙之(365 -448)是北魏天師道創始人。如果說葛洪是道教的神學家，其主要活動是從道教理論建設，那麼寇謙之是道教的實踐家，其主要活動是從事上層道教的信條教規和組織系統建設，使道教成為一種積極干預政治生活、可由上而下統一掌握的社會現實力量。
東晉時五斗米道雖滲入社會上層，不過仍處在分散活動狀態，很難形成一種可以控制管理的社會力量，也缺乏一種全國性上層道教應有的規模和新面貌。寇謙之作為道教領袖提出了革新、整頓舊天師道、建立正規化的新天師道的歷史任務。
北魏諸帝佛道兼崇，至太武帝而篇重道教，這與拓跋氏與漢族人士的關係有關。一方面漢族士族要投靠拓跋氏政權，才能保持其優越地位；一方面拓跋氏政權必須借重這些世家大族，才能鞏固在漢族地區的政治統治。
寇謙之為創立新天師道而採取了幾個重大步驟。
首先，製造宗教話，尊奉太上老君，確立自己作為“帝王師”和新天師道的首領地位。《魏書‧釋老誌》謂謙之於神端二年遇大神太上老君，老君授其天師之位，以便上承張陵天師久曠之職，並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要他“清理道教”。寇謙之傳布的《老君音誦弁經》中引老君的話：“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為系天師之位，佐國扶命”。“謙之，汝就系天師正位”，強調“天道無親，惟賢是授”，以確定自己地位的合法化。其次，寇謙之將分散於民間、不同系統的天師道集中起來管轄，變成主要為皇權服務的官方天師道。他宣稱新天師道“專以禮度為首”(《釋老誌》)。把遵守綱常名視為第一信條，因而為太武帝重用，居國師地位，參諮軍國大事，乃使太武帝“親至道壇受符籙”，“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釋老誌》)。第三，改革教義教規。寇謙之總結以往道教各派教義，吸收佛教神學與活動方式，建立新的科戒與組織系統。對五斗米道舊制的改革，主要是“除去三張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釋老誌》)。
隋唐
道教在隋唐時期呈現蓬勃發展的勢頭，除因本身長期積累產生質的飛躍內部因素外，遇到了好的外部社會環境，即統治者大力倡導，也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隋文帝尊重道教，即帝位後重用道士焦子順、董子華，其建國號“開皇”即採自道經。隋帝更對道士王遠知執弟子禮，置玉清玄壇以處之。帝之崇道主要出於個人長生之追求，因而寵信擅長辟谷術的道士徐則、宋玉泉、孔道茂等。大業八年(612年)，嵩山道士潘誕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20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發石工鑿石深百尺數十處，尋找石膽石髓，以煉金丹。6年不成，又雲以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鬥，可以代之。帝發現後，才把他處死。
唐代皇帝於佛、道、儒三家中特重道教，道教因之大盛。主要是由於“道教教主”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皇室尊之為同姓始祖，以此來神化李姓皇朝族，鞏固李姓之家天下，為李唐革故鼎新製造輿論。《混元聖記》載：“大業十三年丁醜，老君降於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曰：唐公當受天命。淳風由是歸唐。”《唐會要》卷五十載：“武德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高祖異之，乃立廟於其地。”武德七年，唐高祖到終南山謁老子廟，八年做太和宮於終南山。九年下詔裁抑佛道，而以汰佛為主。唐太宗為秦王時，道士王遠知即以符命祝其為世子。故太宗即位後常揚道而抑佛，貞觀十一年下詔書說，佛道皆有教化之功，但兩相比較，道教比佛教更重要。唐高宗於乾隆元年(666年)，親赴亳州參拜老君廟，追加老君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元年，武後“條請王公百僚皆習《老子》。明年，一準《孝經》、《論語》例，試於有司”(《舊唐書‧高宗紀》)。高宗謚己故道士王遠知為“升真先生”，贈太中大夫。兩次召見道士潘師正，立精尼院以處之，前後贈詩數十首，潘死後，謚為“體元先生”，亦贈太中大夫。
武則天登帝位後尊佛抑道，削去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稱號，以削減李唐的神學權威。及至中宗登位復大唐國號，一依高宗故事，老君依舊稱“玄元皇帝”，貢舉人依舊習《老子》。
唐玄宗李隆基崇道教，道教因之發展到有唐一代的最盛時。玄宗崇道種種：
第一，遍立廟觀。開元十年(722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十九年於五嶽各置疕君廟。二十九年復於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劃其像，並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神位配祀，並置崇玄學。據《唐六典》載：“開元間“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
第二，追加老君尊號。天寶元年，玄元皇帝升入上聖，天寶二年追加為“大聖祖元皇帝”，天寶三年以金銅鑄玄元等天尊及佛各一軀。天寶八年冊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年上尊號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第三，加封真人真經。天寶元年(742年)，置崇玄廟，追號莊子為“華南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四子所書分別改稱為《華南真經》、《通玄真經》、《虛真經》、《洞虛真經》。兩經崇玄學各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100人。
第四，優禮道徒。開元九年遣使迎茅山道士司馬承禎入京，親受道教法籙，以道士為師。開元二十五年，以道士女冠為宗親，屬籍宗正寺。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天寶年間召道士吳筠入京，敕待詔翰林。第五，尊崇《道德經》，編集道藏。玄宗親自為《道德經》作注，把它列為諸經之首，頒布天下，令士庶皆習，用老子之道修身治國。
外丹道向內丹道的過渡
隋唐時期在帝王與貴族倡導下，黃白之術頗盛。燒金煉丹，以求長生，在統治者為的是做富貴神仙，在道士為的是實現信仰、證成真道，也有人借此換得尊榮，騙取錢財。在前代累積的基礎上，外丹黃白之術至隋唐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道教的文化功能
在李唐時代，道教為李唐室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柱和教化全國的思想手段，直接服務鞏固大唐帝國的政權。道教在此前此後都受到執政者扶植，但都未如李唐把道教直接作為皇室之宗教，使之與皇權緊密結合，皇親國戚、大臣文士紛紛崇道入道，道書進入科舉必修科目，乃至武宗時道教幾成國教，老子地位崇高無上，宮觀寺廟遍及全國。
這一情勢帶有兩重效果：用宗教加強了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和愚弄，這是消極的；同時也用宗教加強了社會的穩定，而這一穩定發生在盛唐時具有積極意義。其一，道教的虛妄成分危害社會進步和人們的身心健康。宮觀的建造、神像的塑立，以及煉製金丹的花費,都消耗了大量的社會物質財富，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許多有才能的人休將寶貴光陰白白浪費在對永遠達不到的成仙目標的追求上，詩人李白、白居易都曾親試過飛丹合葯。其二，從積極方面說，道教無形中推動了中國的醫藥學、化學、冶煉術、體育、哲學和文學藝術的發展，推動了多元文化之間的融合，使道教文化成為盛唐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醫葯學上，孫思邈是道士兼酒學家，其《千金方》集唐以前醫學之大成，凡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證之辨、食治之宜、婦嬰之疾、七竅之痾、五石之毒、備急之方、以及導引、按摩等生之術，莫不畢精，成為中醫之經典著作，他煉制的“太一神精丹”，主治“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疰惡風，癲狂鬼語，蠱毒妖魅，溫虐”。在葯物學方面，唐代將陶景弘所注《神農本草經》先增為7卷，以後陸續增為53卷，世稱“唐新本草》。道士孟詵亦撰《食療本草》，推動了葯學的發展。在化學上，外丹道所追求的不死之丹雖不能成功，但煉丹術的發達卻極大地推動了有唐一代的古化學學科的發展，積累了關於汞、鉛、砷、等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識，其中尤其是對硫與汞的分解、化合以及汞的提純，有精確的知識與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此外，《真元妙道要略》一書載了有關制造火葯的最明確記錄,云：“有以硫磺、雄黃合硝石並密燒之，焰起，燒手面及燼屋舍者。”
火葯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金屬冶煉上，煉丹有用水法反應者，但此時主要用火法反應，即蒸餾、升華、化合、伏火等法，在密封容器中，以高溫促成若干金屬溶解形成合金。所成葯金葯銀，大都為非真金銀的金屬化合物或混合物。所謂“點鐵成金”、“點銅成金”，怕是制造銅或鐵合金的方法。水法煉銅在唐代已有小規模制作，至宋形成規模作坊。在體育上，鍾呂內丹道興起，注意煉氣煉形，並與煉神結合，形成一套系統精密的內養功法。其中有宗教神秘的成分，但也包含著後世稱為氣功的合理內容，確實有利於去病健身。在煉氣煉神的過程中，人的潛能被調動，發生種種特異功能，從而顯示了人體的深層奧妙。內丹道對人體生理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由於煉丹得法，許多道士成為長壽之人，孟詵卒年93歲，道士葉法善享年107歲。
在哲學上，唐代清修無為派道士多為哲學家，對道家哲學有推動深化之功，其論著成為唐代哲學的組成部分。他們都力主三教融合並身體力行之，對於三教合流思潮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勞。其授佛入道，主要在心性煉養方面，即將佛性說與道性說加以糅合，這不僅是當時哲學發展的新趨勢，也為此後宋明理學的形成開辟了途徑。內丹道以陰陽五行觀察人體生理，以天人合一論作為內煉的依據，反過來弓又用內丹的實踐豐富了天人一體的理論，加深了人們關於自然與人有內在聯繫的認識。在文學藝術上，道教仙話既形成民間故事，又形成傳奇文學。唐與五代道士鍾离權、呂洞賓、張果等人逐步被藝術化，至宋代形成“八仙”的傳說，圍繞八仙又產生諸多文藝作品。從“志怪”到“神魔”的大量作品，都表現了道教意識，如《游仙窟》、《枕中記》、《南柯太守》、《柳毅傳》等，皆為名作，後世演變為戲曲。道教關於仙境和仙人的描述，極大地淚發了人們的想像力，無拘無束地發柯思怪想，把浪漫主義的創風格昇華到一個新的境地，孕育出一批文藝大家和一流文藝作品。唐代詩詞多神仙事跡，或借重神仙作藝構思。大詩人李白相信道教，仙人求不得，便醉中成仙，其詩意境高雅，美妙絕倫，被稱為詩仙。繪畫方面，唐代閻立本的《十二真君像》、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八十七神仙卷》，張素卿的《龍虎圖》，以及五化阮郜的《閬苑女仙圖》等，在繪畫史上都有很高地位。其他道教建築、雕塑、等皆多有成就，音樂則有玄宗時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刖《大羅天曲》，及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皆清雅不俗。五代十國的皇帝亦有多人崇道。後晉高祖信奉道釋，周世宗崇道排佛，並召華山道士陳摶問飛升黃白之術。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南唐李閞好神仙方術，服用道士神丹而病死。
宋代
宋代道教繼唐之後，形成道教史上一個相當活躍的發展的時期。從道教自身來說，內丹學經過陳摶和張伯端，更加深化和系統，道教哲學趨於成孰，道教教派分化繁衍，出現不少新教派。從社會對道教的態度來說，北宋國力羸弱，版圖縮少，南宋更偏安江南，外有異族強敵，內有農民起義。因此統治者大力提倡道教，以固皇權，以定民心，以攝異邦；民眾亦需要帶有華夏正宗色彩的道教的撫慰，以安定身心，固而道教得到很大的發展，地位日趨提高。金代新道教的出現在道教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宋太祖曾召見道士蘇澄隱，賞賜甚厚。宋太宗亦好道，太平興國中兩次接見華山道士陳摶，待之甚厚。北宋皇帝之尊道教，以真宗及徽為最盛。真宗與契丹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又要挽回面子，穩定政權。王欽若建議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封禪當有天瑞，天瑞可以人力為之。於是以神道設教為理由，與王旦串通一氣，制造了天書符瑞、天神下臨等神跡，將傳統的天神崇拜與道教信仰相結合，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特殊的宮庭宗教，南宋諸帝對道教只有一般性地支持，其中理宗稍重道教。他曾於嘉熙三年(1239年)召見正一道士35代天師張可大，命其提舉三山(龍虎山、茅山、閣昆山)符籙，賜號“觀妙先生”，又使正一道成為南方諸道派之首領。理宗又推荐道書《太上感應篇》，親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由名儒真德秀代序與跋，宰相鄭清之作贊文，由太乙宮道士胡瑩微負責刊印，於是此書得到了廣泛流傳，使該書所宣揚的宗法性道德以宗教的方式普及到民間，同時也加速了儒道之間的融合。
內丹學理論的系統化
對宋朝人丹學貢獻最大的道教學者，一是宋初陳摶，一是稍後的張伯端，後者成為全真道南未的始祖。他們的內丹學和道教哲學，皆源於唐末五代的鍾呂之學，將內丹與禪學相結合，不干勢利，高尚道德以勵世風，為世人所景仰。
陳摶(871 -989)，字圖南，亳州真源人，通經史百家之言。陳摶認為當朝為君為官者只能以治國為務，不可能靜默煉養，故不與談內丹之學，更不願誘以金籙登仙之事，僅以治國常經相勸而已。陳摶扶搖子，好《易》，著《指玄篇》等論內丹，而影響最大者當是《無極圖》和《先天圖》。《無極圖》來自《周易參同契》，糅和了《易》理、《老子》，故而有較濃厚重的哲學色彩，從丹法上說是先性後命。陳摶還吸收佛教禪法，教人以觀心之道，立五種空義，其“真空義”為：“知色不色，知空不空，於是真空一變而生真道，真道一變而生真神，真神一變而物無不備矣，是為神仙者也”。這是一種佛道結合的內丹哲學。陳摶被世人目為神仙，道教徒稱他為“陳摶老祖”，頗受後代敬慕，華山因此而增輝，陳摶之後有張無夢、劉海蟾、種放。
張伯端(987-1082)，天台人，生當北宋時期。張伯端於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及改名用誠，修煉功成，作《悟真篇》，為道教內丹學經典之作。《悟真篇》以《陰符經》、《道德經》為祖經，吸取“三才相盜”和“虛心實腹”的觀念，融攝儒學與禪學，形成獨具特色的先命後性的丹道理論。《悟真篇》高唱“三教歸一”外，亦以天人合一的原理為依據，提出逆煉歸元的煉養方法，以體中真陰真陽為“真鉛汞”，通過採葯、封固、火候、沐浴等步驟、達到金丹煉成、與道合一、超出生死的目的，其詩云：“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張伯端生前未立教團，身後始形成金丹南宗一派。
符籙派道教的新變化
道教符籙派以符水治病、祈福禳災為職事，漢末以來，一直盛行不衰。雖然時時顯示出種種荒誕和糜費，卻又以其實用性得到統治者的歡迎和民間的信奉。宋朝的符籙道教，繼承以往正一、上清、靈寶三大教派，也出現了神霄、清微、淨明等新教派，其新時期的特點是：融冶佛儒，吸收內丹，興起各種“雷法”。
正一道自北宋真宗朝見重於世，24代天師張可大，代天師都得宋廷“先生”賜號，張可大提舉三山符籙，成為南方道教首領。第30代天師張繼先，蒙徽宗多次召見和賞賜，他本人博學能文，以“本來真性”為成先之本，要教徒通過“休歇”來達到解脫，形成符籙派的道教哲學。又學神霄雷法，認為“雷乃先天 化成”，“靈光一點便為靈”，可通天、感神、役使鬼神。雷法之所以能求雨祈,晴是因為陰交感，感動鬼神，發而為風雨雷電。張之後，正一道士笮用光，以行五雷法禱雨而聞名。上清派以茅山為據點，在宋朝其宗師受賜朝廷。第23代宗師朱自英(976 -1029)曾為真宗求嗣，賜“國師”號。第25代宗師劉混康(1037 -1108)受寵於哲
宗徽宗兩朝。
靈寶派長於齋醮祭煉，多活動於民間。北宋時，分化出“東華派”，其代表人物寧全真(1101 -1181)常主南宋朝廷醮祭事，封“贊化先生”。
道教直接影響了宋代理學
道教內丹的成熟，從一個重要側面深化了傳統的天人之學，揭示了人體小宇宙與生態大宇宙之間若干在內的聯繫，不僅從理論思維上啟發了宋代的理學，而且直接影響了北宋理學的形成。宋理學的前驅周敦頤和邵雍，都與道教內丹有極深的淵源。
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從無極講起，謂：“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道家的宇宙生成說就與《易傳》的宇宙論相結合，成為最普及的傳統宇宙之學，周敦頤又認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鵡”，主靜之說亦源於道教。
邵雍的先天象數之學，其框架來自道教的《先天圖》，其用途是著重標誌六十四卦間的相生相接關係，用以說明一年四季的變化，同時亦標示極陰陽之變化，用以說明天地萬物的演變歷史。他區別“先天”、“後天”，深化了形上形下的哲學範疇，對於理學的正式形成有推進作用。此外，蘇軾對內丹學頗有研究，說過“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東坡雜記》)的話。朱熹一生嚮往內丹之學，著《周易參同契考異》)，認為其書深奧，“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理學家皆有靜修的功夫，未始不與內丹學的薰陶有關。
元朝 丘處機與龍門派門徒
全真道興於金，而盛於元。自王死後，七大弟子弘揚全真教義，馬鈺創遇仙派，劉處玄創隨山派，丘處機創龍門派，譚處端創南無派，王處一創崳山派，孫不二創清靜派，郝大通創華山派。其中以丘處機及其創立的門派對全真道發展的貢獻最為突出，在後來影響最中大。
丘處機是全真七真最負盛名的高道。金南遷後，全真道在社會上已成為一支強大的宗教勢力，成為蒙古、金、南宋三朝爭取的重要對象。1219年，金朝與南宋先後派人去山東棲霞召丘處機，丘皆未應詔。同年，遠在西征軍中的成吉思汗聞其名，派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專程邀丘處機朝覲。丘預見到蒙古必興，進言成吉思汗可借其力以推行全真教義，早日息兵偃戈，去戰亂殺戮之禍，便慨然應諾，丘以73歲高齡之身，於次年皆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北上。
丘處機的思想基本上繼承王重陽和馬鈺而來，又有進一步的發揮。他力主三教合一，有詩云“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他倣效佛教“眾生皆有佛性”之說，宣揚有情皆有道性，云：“凡有七竅者，皆可成真”，“畜生餓鬼，皆堪成佛”(《長春祖師語錄》)。他用超生說代替長生說，云：“吾宗所以不言長生者，非不長生，超之也”(《長春師祖語錄》)，而超生在於修性，故云：“吾宗唯貴見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又說其丹功是“三分命術，七分性學”(《長春師祖語錄》)，其先性後命主張十分鮮明。性功在於清心寡欲，“去聲也，以靜為娛；摒滋味，以恬淡為美”(《玄風慶會錄》)，修道者應出家，斷除一切塵緣，“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
丘處機80歲(1227年)卒，葬於長春宮處順堂，即今北京白雲觀。丘處機曾在龍門山(今寶市東南)隱居潛修七年，故其派稱龍門派。丘在世之日，元太祖命丘掌管天下道教，詔免道院和道人的一切賦稅差役，並先後在燕京建立“平等”、“長春”、“靈寶”等八會，於各地大建宮觀，一時道人雲集，教門大興。丘處機對弟子說：“千年以來，道門開辟，未有如今日之盛！(《北游語錄》卷一)！元宋子真《通真觀碑》說，當時人們對全真道，“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萬，雖十族之鄉，百家之閭，莫不有玄學以相師授，而通都大邑哉”！元遺山《修武清真觀記》謂丘處機雪山之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其教發展勢頭如火如荼。丘處機死後，全真道歷任掌尹志平、李志常、張志敬、王志坦、祈志誠、孫德彧等，皆得元室所賜真人號，多出任玄教大宗師，其貴盛遠在太一教和真大道教之上。全真道興於北方，在元朝傳入江南，以武當山為活動中心。以前張伯端一系內丹派後學，此時紛紛合流於全真道門下，而成為全真南宗。其中著名學者李道純是傑出的內丹大家，著有《全真集玄秘要》、《中和集》。李道純力主三教歸一，其《中和集》說：“禪宗、理學與全真，教立三門接後人”，“會得萬殊歸一致，熙台內外總登春”，其《三天易髓》明言“引儒釋之理證道，使學者知三教本一”。他認為儒家的太極、佛教的圓覺、道教的金丹，是名三而實一，修道皆尚靜定。
元朝焚道
元朝有焚道經之舉。佛教在歷史上常有摩擦，在元朝雖皆受尊崇，而以佛教尤其密宗最受寵信。道教徒宣揚老子化胡，以示道在佛先；又道家常侵佔已荒蕪之佛寺，引起利益上的矛盾。佛教更受朝廷器重，故佛道之爭，常以佛勝道敗為結局。
元憲宗八年(1258年)，全真由張志敬掌，佛教以福格為首，佛徒指責全真道徒偽造《老子八十一化圖》，僧道各集17人辯論，結果道士失敗，憲宗勒令道士落髮，恢復侵寺200餘所，將《老子化胡》等所謂偽經及雕版盡行焚燬。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詔諭祁志誠焚燬《道藏》偽妄經文及雕版。至元十八年聽說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關西等處道藏經版尚存，命僧祿司教禪諸僧及文臣詣長春宮，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祈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等考證真偽。接著百官集憫忠寺，盡焚《道藏》偽經雜誌，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予以保留。又於至元二十一年詔相哥諭翰林院撰《焚燬偽道藏經碑》記兩次焚經始末，頒布諸路刻石。兩次焚經雖使道教受到打擊，但全真道及其道領仍繼續得到朝廷扶植利用。
凈明道 -- 儒道合一的新道派
江南流行的凈明道，是儒道結合典型。凈明道奉祀許遜，其信仰可以上溯到唐代以前。許遜是西晉道士，據說他得道於吳猛，提倡孝道，在豫章一帶傳道30餘年，形成教團。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張蘊、郭璞被稱為凈明道三師。
元初有南昌西山隱居儒士劉玉
明朝
明代皇帝多愛好方術，寵信道士，此風始自朱元璋。朱元璋親近的道士有周顛、張中、張正常、劉淵然等。周顛有異狀異行、能預言，常隨太祖同行，洪武中，太祖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朱元璋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張中曾為元璋軍祭風，並預言勝事，深受器重。張正常為正一道42世天師，太祖召入朝，去其天師號，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洪武五年，敕令永掌天下道教事。其子張宇初，洪武十三年授大真人，領道教事，洪武十六年奉敕建玉籙大齋於南京紫金山，十八年奉詔祈雨，二十三年奉敕重建龍虎山大上清宮。劉淵然幼為祥符宮道士，善雷法。洪武二十六年，太祖召至，賜號高道，館朝天宮。
明太祖親近道士，對正一道士尤有好感，曾在御制序文中說：“禪與全真，務以修身養性獨為自己而已；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慈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可佑明太祖崇信正一道，是看到它可以在社會政治與倫常生活中起維護秩序的作用。於是敕禮部會僧道定擬釋道科儀格式，使之遵守。洪武十五年，太祖又親制道教科儀樂章。
明成祖永樂大體繼承了太祖愛好宗教的政策。43代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建立時犯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後予以恢復。永樂八年宇初卒，弟宇清嗣位。永樂初，張宇初命正一道士孫碧雲為武當山南岩宮住持，永樂十一年敕授孫碧雲道籙司右正一，形成武當山本山派，奉祀玄帝為主。永樂大帝最推崇真武神，醉心於有活神仙之稱的武當全真道士張三豐，形成他自己的獨具特色的道教信仰。
真武本於“玄武”，最初是北方七宿的星辰神，它與四靈崇拜相結合，變成龜蛇之神，至宋代被人化為人格神，宋真宗封之為“真武靈應真君”，為避趙玄朗“聖祖”之諱，改“玄”為“真”，宋欽宗加封為“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元世祖於大都建大昭應宮以祀真武，元成宗加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的神。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變”中，宣揚真武顯靈，稱帝後加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下令大修該神之祀地武當山，賜名大岳太和山。前後督夫30萬、歷時7年、建成擁有8宮2觀、36庵堂、72岩廟、39橋、12亭的龐大道教建築群，使武當山成為聞名遐邇的道教勝地。
明代諸帝中，奉道最虔、為時最久者是明世��
留言列表
